文 / 刘远江 | 著名作家、美术评论家
潜心画画无疑是件至为性灵的美好绘事，犹似酣畅淋漓的至诚文字，宛若如沐春风之待人接物，三者皆如流水般润物不争。不料此人生三件幸事，巴秋先生却能集于一身，着实羡煞人也。正因如此，巴秋先生是位令人放心的画家，无论为人、著文、绘画，皆是如此。而体悟一位画家的才情品格，当然得与其人生深度交集，最好近距离体验从陌生到熟稔的完整交际过程。
巴秋 |《菖蒲系列》| 50x70cm | 2017年
初次拜访巴秋先生是陪同朋友去的，他蛰居于京东一处僻静寓所。从屋舍的外围看，是座京郊普通的四合院，可谓偏安一隅。进得院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闲竹斋”几个颇具逸趣的字眼，该斋名由老圃先生题写，笔迹闲适舒展，于率性中别出机杼。这就给这一居所定了个于无心处见真心的基调。
我顿时因之抖落了一路的风尘及世俗的负累，加之主人由内而外散逸的纯粹无边之接待热情，遂使我们身心暂时湮没在了此一难得赋闲的“世外桃源”。
巴秋 |《菖蒲系列》| 50x70cm | 2017年
循礼人道
我们为走访巴秋先生时所受到的温暖礼遇倍感意外，但想想亦属情理之中。毕竟中华民族是传统礼仪之邦，数千年来人文鼎盛，礼数未曾中落。即便近现代以降国力持续积贫积弱，中华文明亦相应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文化断层现象，但东方中国的文化根脉始终绵延至今，且成为人类唯一真正未曾断裂的民族文化。这极大濡染完善了华夏子民的心性，使得中国自古及今都是举世公认的最具人性和最讲人性的国度。
巴秋 |《丁酉素味》| 50x70cm | 2017年
当然了，由于显而易见的文明的差异，以及个体文化素养的参差，促使部分免疫力较低的国民难免受到域外功利文明的冲击，导致价值观紊乱而扭曲，因此当我们在国内国际遭遇挑战“礼尚往来”这一约定俗成的人际礼仪底线时，我们尚可坦然接受，因为人文修养层级殊异之故。
这就是我们在面对巴秋夫妇待人以无微不至的关怀时深感受宠若惊的客观原因。
然而，于他们而言，实际上却是平淡无奇的惯常方式，并非刻意为之。只是对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而言，他们发自本心的良思与善行，依然在我们潜意识深处激起了不小的波澜，甚或有些惊心动魄。
巴秋 |《丁酉风物》| 50x70cm | 2017年春
我估摸，或许来访之人不分等级都会受到同等待遇吧。
一进院门，巴秋夫人李爱芳女士就把我们安排到巴秋先生的书房稍作停留，并热情满怀地为我们讲解巴秋先生的文学及书法成就，甚至不加区分地连我这个从旁作陪的旁观者也被赠与了一部巴秋先生新近出版的厚重散文集——《荷戟楼记事》，她似乎并不担心我能否读懂，我亦俨然成了“贵客”。
人家这种一视同仁的待客之道，令我内心涌动着一股天然受尊重的惬意的温暖感觉。我切实领略到，她的言谈举止就像折射巴秋先生的一面镜子，能照见他灵魂的真实样貌。几乎从见面那一刻起，李爱芳女士的热情就未曾消减分毫，脸上的表情始终生动喜悦着，恰如淙淙流水般不知疲倦，却可澄澈心境。
巴秋 |《瓜豆图》| 50x70cm | 2017年
因此她一刻不停地引领我们在满载生机的庭院四处参观，并不厌其烦地亲自给予解说。在这过程中，她边解读边笑称，因为景致和空气皆好的缘故，所有来宾都喜欢这里，人气还在不断暴涨呢，已成为好友们雅集的理想之所。
我以为，虽说院内名贵花木遍植，室内陈设亦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尤其巴秋先生的书画佳作有序镶嵌在四围静谧的时光里，观之令人动容，常能擦亮神思。但访客之所以喜欢这里，终归还是因为主人的人品讲究到令人神往的地步。
比如巴秋先生虽已是古稀之人，但精神却异常抖擞，为人谦逊足礼，和蔼有度，颇具风骨气象。他听闻我们也都喜欢文学和书画，可谓欣逢同道，仅凭这一点就与我们相谈甚欢相见恨晚，并希望和我们长相往来，足见其实乃性情中人。生性率真之人，多循礼不逾矩。
巴秋 |《菖蒲系列》| 50x70cm | 2017年
所谓礼者，人道之极也，但确具风骨情怀者自有其刚正不阿的一面。
巴秋先生亦如是。
无论什么人，出于何种目的，如若冒犯了人道规矩，他都会挺身呵斥而毫无惧色，是位“人格高洁”的真君子，此正应了张岱所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因此，惟其对“人生与艺术”的一往情深及矢志不移，才愈发彰显他人格上的纯真、至善和大美。
巴秋 |《瓜豆图》| 50x70cm | 2017年
话说我们和巴秋先生言谈投机固然出于双方拥有共同语言及相近的价值取向，近乎志同道合。但另一方面，也是他为人谦和大度的直接体现。尤其我们之间，完全素昧平生，但彼此却能毫不设防推心置腹，表明他是位尚未被现实污染的心思纯净之人，抑或是位洞察世事惯看秋风却不流于世故圆滑的清醒者。
做个良善之人非常重要，在中国古代，此为安身立命之本。大多诗书之家更是智慧地将此立为世代传承之家训。换而言之，古人关于“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事业，无论从哪方面审视，“立德”皆是首当其冲的先决条件。
所谓人无信不立即是指良好的道德品行对畅行人生的重要性。
巴秋 |《查济写生》| 50x70cm | 2016年秋
因此无论古今，如何做个好人既是头等大事，又是万难之事，但不管怎样，即便好人难做，却丝毫马虎不得，因为这是人生迈向光明的基石。
有鉴于此，在当代日趋世俗的人文土壤中，巴秋先生却能在画坛内外拥有非同寻常的人格魅力，说明他的确是位有情怀、有温度、有良知和有灵魂的艺术家，其见贤思齐的敦厚德行直追古圣先贤。
巴秋 |《老家旧村舍》| 50x70cm | 2016年冬月
执著文道
与巴秋先生使人感怀的“绝好人缘”一样，他的“画外功夫”之高同样让人啧啧称奇。放眼当今画坛，中国当代画家尚能执著于文道的艺术家实在太少了，少之又少，堪称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画家甚至连基本的文道意识都没有，这就不免令人遗憾了。
公允说，如果一位画家缺乏文化意识，又不注重文化积淀，实在是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因为没有相当的文化底蕴，如何能够通过绘画去表情达意，而没有文化灵魂和人文风骨的画作显然是速朽的，又怎能具备鉴赏和收藏价值？
巴秋 |《宁德老屋》| 50x70cm | 2017年春
可事实上，肤浅单薄的画家遍地都是，几近成了一个普遍现象，人们也早已见怪不怪心照不宣。但倘若有意成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画家，毕竟要对笔下的自我、受众、历史及未来负责，那就不能继续“本末倒置”下去了，理应“承古开今，直指未来。”
因此当我获悉墙上悬挂的那些颇具品格神韵且通古达今的章草精品皆出自巴秋先生本人之手时，我不禁吃了一惊，我原本以为必定是哪位大书法家为他题写的。因为在我的过往印象中，当下大多数画家的书法都不怎么好，不仅如此，思想学识亦多浅薄寡闻。
巴秋 |《老家水乡系列》| 50x70cm | 2017年春
甚至有画家理直气壮对我说：“我是国画家，因此不怎么写书法。”亦有画家自我辩解：“怎么能要求一位画家同时也把文章写好呢？”更有画家大言不惭标榜自己：“没有想象力的画家，尽可以去写书法。”这种现状在当今画坛非常普遍，但却鲜有人问津，更无人引领，书画界的艺术生态完全处于自生自灭的态势中。
所以当我进一步得知巴秋先生还是位作家时，特别是当我拜读了他的文章，发现其笔下的文字竟能抵达“言简意赅，微言大义”之境界，我内心油然升起的震撼与欣慰就又多了一层。
于是我立马就喜欢上了这样的画家的作品。
巴秋 |《太行山写生》| 50x70cm | 2016年秋
正如邓椿在其《画继》中阐明了三条不可多得的事关美术走向的本质认知：“画者，文之极也；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画者寡矣；画者岂独艺之云乎。”
这里透显出三个非常关键的信息：
首先，绘画是文学修养达到极致后的综合表达；
其次，真正具有高深文学造诣而不通晓画理者实在太少了；
最后，绘事绝不能仅仅局限于绘画本身，而应广泛涉猎画外功夫，广采博收为我所用。
这就说明，登峰造极的文学素养和博观约取的提炼精神对一位画家实在太重要了，否则，便难以究竟画理哲思，而只知绘画者难免沦为专事雕虫小技的匠人。
巴秋 |《南国夏荷图》| 2017年
我深以为，“文极而画”是自有美术史论以来留给美术界的最有价值的人文审美观点，而非之一，一旦薄弱了这一环节，所谓的艺术价值将无从谈起。
或许正是有感于此，巴秋先生退休前尽管俗务缠身却仍笔耕不辍，有中篇小说集《水荡是面镜子》及诸多散文问世。显而易见，他是要在纵向人生的文学征途与自己赛跑，他欲登顶一己文学世界的“文之极也”。
拿他自己的话来说便是：“语言文字是思想的载体，而文学则将思想人文进行艺术化呈现，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认知型基础性文艺工具。
所谓一艺精而百艺通，如无法执著文道，直至文极而画，则无力心通意彻生发情怀，也就做不到缘物抒怀直造玄妙，实难赋予绘画以文化灵魂。那么，所谓的艺术迟早会自动消亡。”
巴秋 |《培田民居》| 长卷 | 2017年
问鼎画道
由于诗文书画皆厚积薄发的巴秋先生，迄今呈现出来的画作总能予人别开生面之感。这是他自己独有的绘画面孔：不仅画面文人气息浓郁，而且清雅至极，可谓至实至虚，亦文亦画。譬如他的菖蒲系列及岁月之殇系列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他心里，菖蒲乃文人案头的清供，为妙不可言的文思之源，是难以言状的隽永之情怀寄托，因此他笔下的菖蒲系列画作才显得那么鲜活生动趣味盎然，望之令人怦然心动。而岁月之殇则描述再现了黄河岸边的一段悲情历史。即便繁花不再，但残留的“显赫身世”仍依稀斑驳可见，视之令人感慨万端唏嘘不已。
2017年 巴秋 |《培田民居》| 长卷 | 2017年
画家就是通过这样逼近史实的“实景”再造，表达了人世的沧桑及岁月的无情，但无情的背后，恰恰浮现出画者对笔下苍生的深情厚德。比如他在绘画砖墙时，虽说面对的是看似毫无生命律动能力的历史物件，却在他相对粗犷写意的笔法下依然浸润着深切的物我相谐的情怀。而当他绘制砖墙周遭的充满生命美感的绿植时，就算是毫不起眼的小花小草，他的走笔亦能细腻到纤毫毕现笔笔见性的境地，可谓情真意切情浓不化也。
因此在巴秋先生的心目中，所谓的“工笔和写意”之分是不存在的，完全可以做到古今贯通、中外合璧，所有的一切皆是为表现画家的思想情怀服务的，而非人为制造些无谓的概念去束缚自己的身心。
巴秋 |《闽南民居》| 2016年冬
比方说巴秋先生笔下常能见到一些外形乍看之下惟妙惟肖的画作，可别误以为那是纯粹的写实再现。殊不知，超写实的尽头便是超写意，巴秋先生的绘画素来讲究形神兼备而偏于传神达意，亦力求画家与表现对象之间要情意想通，从而抵达人画相融的境界。
所以说巴秋先生的绘画理念是卓然独立的，不愿与他人类同，他认为国画的最高境界终究是表意的，然而，形象的塑造根据表达的需要，该写实时大可以假乱真，该写意处尽可大道至简，两者是可以实现相互转化的，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这与“极文极武”的观念如出一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这方面，巴秋先生显然是驾驭超写实与超写意的行家里手，因为他是位人文底蕴深厚的画家，绘画手段不过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所有观感的一种极致表达。正如他的书法及诗文总是悄然入画一样，皆在承担着画家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表意遣怀功能。
毋庸置疑，假以时日，文极而画并问鼎画道的巴秋先生，终归还是行走在“画极而人”的终极之境，需要凭藉参悟画极之上的哲理禅思，成就“文以人重和画以人传”的人文高度，以此度化众生，了脱悲悯。